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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 发布于微信公众号 Impactful Research;2026 年 4 月 28 日 同步至本网站。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Impactful Research on 2022-03-15; mirrored to this website on 2026-04-28.

来源:视觉中国

今天是一期比较特殊的推文,感谢宋铮老师赐稿,让我们公众号首次介绍他的这篇研究中国新冠封城政策的影响的重要文章——The Economic Cost of Lockdow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ity-to-City Truck Flows 。疫情封城的经济账怎么算?文章原文可以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

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已经两年,世界各地大多数政府都试过各种方式来控制疫情,亚太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以“清零”或“动态清零”为标志的中国抗疫政策在短时间内阻断病毒传播的效果尤其显著。中国抗疫政策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反应迅速的全民检测、有效的接触者追踪和严格的入境管理。但就中国特色而言,快速、精准的“封控”、“管控”和“防范”可以说是“清零”或“动态清零”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抗疫政策的关键。中国的“封控”和“管控”从小区做起,根据情况可以升级到区县一级,一直到最严厉的“封城”。不过,封城的个数其实很少。自武汉疫情结束后,一直到上周,根据我们的统计,全国只有16个城市经历过封城。另外有18个城市经历过“局部封城”(即区县一级封闭),其中两个城市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局部封城。封城或局部封城大都在三周内结束,很少有超过两个月的情况。流行病学专家对封城在抗疫方面的效果做过很多研究。简单的国际对比就可以说明问题。即使是疫情最重的西安,总共也只有两千多例确诊个案。

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封城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在刚结束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就提到了要“努力以更高的水平、更小的社会成本来控制住疫情,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要算清楚封城的经济账,经济学家当然义不容辞。不过,不要小看了算这笔账的难度。过去两年,世界各地有不少封城的经历,也有经济学家通过对比封城前后的数据来推算封城的经济损失。但到目前为止,大家并没有太多共识,还是一笔糊涂账。比如有研究表明,虽然美国封城期间的经济损失很大,但由封城造成的损失却比较轻微,大多数损失可能来自于新冠疫情本身和民众自发的防护反应。当然,世界各地经济差异很大,封城的具体限制也各有不同,可以相互参考的价值比较有限。

中国雷厉风行并且行之有效的封城措施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估计封城经济损失的机会。由于政策目标明确,争取第一时间“清零”,即使只有个位数的病例,也可能封城。所以,对比封城前后被封城的内地城市(类似“实验组”)和同一时期未被封城的内地城市(对照组)的经济表现,就可以估计由于封城本身(而非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下一个难题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各个城市的经济表现。政府公布的数据大都按年更新,而且不一定覆盖内地所有三百多个地级市。所以,在最近我和其他几位学者合写的论文中(Chen et al., 2022),我们用按月更新的城际卡车流量变化 来推算各个城市的实际收入变化。我们重点分析了武汉疫情结束后内地的16次封城,发现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为当期GDP的34% (对数值下降0.41,标准差为0.04,参见图1)。封城取消后经济迅速恢复到原有水平,但并没有反弹。在控制了疫情程度和封城长度后,封城两周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当月GDP的32%左右。如果封城两周(或者1个月),经济损失大致为这个城市全年GDP的2.7%(或者4.5%)。

图1: 封城经济损失的事件分析(Event Study)

注:T0和T1分别表示封城开始和结束的月份。-X和+X表示提前和滞后X个月。纵坐标是卡车流量变化,单位是对数点数。

局部封城的经济损失只有封城的四分之一,充分说明精准政策的优势。 如果对北京或上海这样的一个特大城市实施封城两周,对当月全国GDP的影响大致在2个百分点左右(以2021年GDP计大约为一千九百亿人民币)。这个损失里有7%是来自于当地封城对其他城市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我们的估计忽略了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城际卡车流量并不能完全代表经济活动,我们还需要寻找更多有代表性的高频经济指标。被封城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会影响对照组的表现,从而造成估计的偏差。封城对各个行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差异很大,经济损失在经济结构不同的城市之间也可能有很大差异。不过,对一个每月GDP达到千亿级别的城市实施一个月的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数以百亿计应当是个比较难拒绝的统计推断。

封城是否得不偿失?虽然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汇总各个方面的研究,但从直觉上讲,对比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过去两年的综合表现,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中国的抗疫政策一直在不断完善,也在随着疫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估计,发现武汉疫情结束之后的封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明显低于之前的封城。即使在疫情严重程度可比的情况下,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这说明中国政府的确做到了“以更高的水平、更小的社会成本来控制住疫情”。不过,奥密克戎病毒出现之后,“动态清零”的难度可能成倍上升,过去几天长春、深圳和东莞先后封城就是最好的预警。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有十分之一的城市被迫封城两周,根据我们的估计,当月全国GDP可能损失3.1%(以2021年GDP计接近三千亿人民币)。 为了应对这种极端情况,中国政府的确应当汇总各方最新信息,在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底线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抗疫政策。

学者简介:宋铮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杰出学人,清华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研究联合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杰出访问教授。宋铮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学术兼职还包括China Economic Review联合主编,Econometrica副主编,亚洲金融经济研究局高级会员,罗汉堂会员,中国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货币及金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等。

参考文献:

Chen, Jingjing, Wei Chen, Ernest Liu, Jie Luo and Zheng (Michael) Song. “The Economic Cost of Lockdow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City-to-City Truck Flows.” (2022)

责任编辑 秦雨韩亚婕
校对 宋铮